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京城接到奏报,民间有白莲教教徒正在密谋作乱,公开反清。朝廷闻讯后,立刻下旨剿灭白莲教,对民间进行大肆搜捕,准备将隐患消除在摇篮中。

可是,现实并没有按照预料中的发展进行。因为朝廷的搜捕,直接逼迫白莲教内部提前起义。

次年正月,湖北一带,白莲教公开作乱。三月时,湖北其他地区陆续有白莲教教徒按照原定时间掀起义旗。面对不断掀起声势的起义军,朝廷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官府开始出动军队,镇压白莲教起义。官兵对上农民军,胜算肯定更大。可是,一两场战役的胜利,却无法扭转整个战略格局的翻盘。

起义军虽然在正面打不过官兵,可是,他们如果潜往深山,官兵也没办法。而且,起义军的声势蔓延的越来越厉害。

嘉庆二年时,起义军已经从湖北延伸到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朝廷越是围剿,起义军的数量就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京城一下子有些无可奈何。

当时嘉庆皇帝虽然已经在位,乾隆也主动禅让为太上皇。可是,京城真正的掌权人,还是乾隆。嘉庆元年,乾隆禅让嘉庆不久,太上皇召见各国使臣时曾坦言:‘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

可是,乾隆毕竟岁数大了。朝廷事务,基本都是交给和珅处理。和珅并非无能之辈。而且,当时国库实力仍在。对于白莲教的镇压,也有一定的成绩。

嘉庆三年时,白莲教起义的首领王三槐被擒杀,和珅还因此升了公爵。但是,这场动乱却还在延续,并没有结束。直到嘉庆四年,乾隆皇帝去世,白莲教的动乱,依然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既有八旗、绿营两支军队的衰败,无法再战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乾隆在位后期以来,清朝社会本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乾隆在位时,虽然被誉为“康乾盛世”,也留下一个较为富足国库,对外战争也多次胜利。可是,乾隆在位后期,皇帝愈加好大喜功,对别人的吹捧十分受用。

官员变得谄媚,只懂得迎合上面。对于下面百姓死活,完全不放在眼里。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捞银子成了官场正道。和珅成了典型代表。

从朝廷到地方,官吏对百姓穷尽勒索的办法。便是衙门里级别最低的差役,也把自己手上那点权力发挥得无所不至。最初白莲教起义时,官吏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多敲诈百姓,这才逼得更多人造反。

一些不愿造反的百姓,也会干脆抛弃土地,跑到山里躲避,希望可以躲避追命地地索,繁重的赋税。所以,对于白莲教的起义者来说,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活下去。而乾隆只是采取粗暴的打压。

而这场起义最终会在四川、湖北一带爆发,并非没有缘由。康熙时期以来,四川、湖北一带涌入大量外来人口。原本地广人稀的川楚地区,一下子变得人口稠密起来。

如果引导得当,那么多人口,其实也有机会变成一个个繁荣的城市。可是,官府并没有采取安抚策略,反而各种勒索盘剥。导致百姓沦为赤贫,生活无所依靠。

依然官府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了。这种情况下,给了白莲教最大的机会。对于那些投无路的人来说,白莲教就等于给他们一种依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相比之下,同样在乾隆末期,像江苏、广东这些富裕地区,白莲教根本就没有什么壮大的机会。可见只要能够安稳生活,谁也不愿意去干造反这种卖命的事情。

当时清朝对于四川一带的驻军,又不是特别多。清军主要驻扎在川东地区,四川中心地带的驻军,还是非常有限。而四川、湖北一点的情况,地形又特别复杂。清朝虽然有在地方常年驻扎八旗、绿营两支军队。

可是,八旗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衰败不堪。绿营在乾隆后期,因为缺乏实战训练,也没有多少战斗经验。白莲教起义军又是流动作战,官兵难以适应,只能节节败退。

这场白莲教起义一直到嘉庆九年的时候,乾隆去世五年后,才被彻底镇压。期间清朝耗费两亿两白银,阵亡400多名将领,包括总兵、提督等高级别武将。清朝因此国力大伤,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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