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曾经规定:“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通商。”

在晚清第二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中,有一个位于东北的城市——牛庄。但是,在1861年5月,正式开埠的地点却是今天的营口。至于为什么条约定的是牛庄开埠,而最终却是营口开埠?一般而言,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起初定的是牛庄,后来英国人看中营口,改成了营口;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牛庄港的概念是变动的,晚清时候就是以牛庄称呼营口,是辽河的河道变动,导致的港口名称变化。

牛庄,最初只是一个八旗驻防城,设立于清朝入关之前,它的管理范围从清初到康熙年间,发生了一些变动。到康熙二十三年时,辖区基本稳定下来。牛庄城的管辖区域与民治系统的海城县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都将辽河河道和辽河入海口囊括在内。

近代眼科

营口最初的名字叫没沟营,在清代中叶就已经是辽东沿海最为重要的口岸。据民国《营口县志》记载,雍正年间,没沟营就已经有了天后宫,这是农业时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据说当时已经是“船舶云集,日以千计”。

事实上,最迟在乾隆年间,没沟营就已经是牛庄的重要口岸,全称为牛庄防守尉辖下没沟营口岸,简称牛口或营口,也就是说,营口称牛庄并不始于营口开埠以后,所以也不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营口取代牛庄开埠的问题,开埠牛庄,具体而言,则是在牛庄大范围内选择了营口作为具体开放点。

近代营口

在开埠之前,营口就已经非常繁华,“翘然成为东三省最重要的商埠”。据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盛京将军耆英奏报东北各海口进出商船的情况称:“自开河以来,没沟营商船已有八百五十九只,其余各海口自数十只至百余只不等······惟没沟营船只最多。”“各省商贩以沙工船运销于江、浙、闽、广等处,其利甚大。借此营生者不下数十万人。”在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没沟营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己超过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

营口开埠后,外国资本侵入,各类“洋货”的大量涌入,外贸额迅速激增,刺激了营口商业与贸易的繁荣。但是,营口在开埠后,最早的进口商品却是鸦片。从1861年到1880年的20年间,营口港每年鸦片的进口量都在2000担以上,价值100140万海关两,占营口港进口商品贸易总额的第一位。

近代营口的公交车

在1861到1881年的20年中,营口港进口鸦片总量达32000多担,中国一共流失白银1640多万海关两。除了鸦片这种毒品之外,外国的纺织品开始涌入东北市场。美观又廉价的洋布开始在东北流行,改变了东北人的日常生活。

洋商从营口港购入的中国商品主要是传统农产品,其中以 大豆、豆饼、豆油为最大宗,占输出总额70-80%以上。开港之初,从营口港出口的大豆、豆饼、豆油三品主要被运往广东、福建、上海、香港等国内各港口。同治八年(1869年),清政府解除了大豆不能运往国外的禁令。随后,运往上海和香港两地的部分东北大豆就被外商积极地介绍到国外,东北大豆开始走向世界。

近代营口建筑

庞大的进出口贸易额带来了营口港的兴旺繁荣,在20世纪最初几年,营口港的对外贸易额遥遥领先于东北各口岸,稳居第一位,在全国也紧随于上海、天津、广州、汕头、厦门之后,位居第六。贸易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据《营口县志》的记载,当时的营口“夏则轻声帆影,万船鳞集;冬则车尘马迹,络绎于途,商业之繁荣,市面之兴隆,为满洲之冠”。

19世纪末日本人小越平隆在其《满洲履行记》中曾经感叹,“足履营口之地,其有不惊辽河口船舶之辐揍者乎?夫营口之贸易,即辽河之贸易,舳舻相含,不足以尽形容也,帆影覆江,不足以显其实景也。”

《满洲履行记》

港口贸易的发达,催生着营口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整个近代营口经济版图中,榨油业一直是营口的支柱产业。营口开港后大豆三品出口的激增,营口的榨油业才得以发展壮大。到1896年,营口的油坊达30多家,著名的有东永茂、玉盛发、大德恒、三舍合、东成顺、日新昌、义昌恒、利丰德、兴茂长等。到20世纪初,新式油坊已大多采有机器榨油,这意味着现代工业的起步。

营口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称为“大屋子”,这是集仓储、批发代理和服务于一家的特殊行业。具体而言就是,东北各地土特产品,京广杂品,东西洋货通过水陆、海运集中于营口后,并非是按合同或是事前已有买主,而是把货物仓储于营口某家“大屋子”后再批发零售。“大屋子”自己既不买货也不卖货,而是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即所谓委托代理。它的收入是按买三卖二收取贸易额的5%作为佣金。

营口商业和地方手工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区域金融业的发展。营口开埠初期,市场流通的货币庞杂。外币有英镑、法郎、俄国卢布、日本金票等,国内的货币有清代大钱和元宝银。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商品交易活动的频繁,来自各地的商人所带来的元宝银成色不一,为商品贸易带了极大的不便。

俄国驻营口领事馆旧址

为解决交易支付换算的问题,早在咸丰年间,营口就开始有银炉,专门把各种不同成色、不同重量的元宝银等统一改铸成重为53两5钱,成色九九二,即含银量为99.2%的元宝银,当时被称为“营宝”或“营清”。

但是,如果交易额度很大,譬如超过百万两的成交额时候,现银交易显然不可能。于是,营口的商人和金融界就相出了一种办法,商家将现银交银炉存放,由银炉收账,日后拨付时由银炉代为双方过账清结,此方法叫“炉过”。后来“炉过”不仅在同一银炉立有账户的商号之间通用,而且发展到不同银炉之间、各商号之间互交,进行贸易结算。这种结算凭证(一种三联单)全称“营平信用炉银”,俗称“过炉银”,也称“银码子”、“银飞子”。

营口炉银

为使“过炉银”保持信誉,光绪九年,由裕盛祥银炉执事李润斋等人提出改进过炉银办法,经营口商界议事会召集银炉众商号共同议定:每年夏历三、六、九月和腊月的初一为“过炉银”的结算期,所有存欠各户一律到银炉清算。

营口“过炉银”作为一种地方性货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营口“过炉银”和当时并存在上海的“规银”一样,都是一种区域货币。正是因为过炉银的出现,营口一度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和贸易中心。

营口的繁荣并未维持很久,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一切权利。日本占据南满之后,着力经营大连,奉行所谓“大连中心主义”策略。在日本的刻意扶持下,大连崛起了,而营口渐渐衰落了。

近代大连

到1912年,大连港压倒了历来为东北地区主要吞吐港的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到1919年,大连港的吞吐量更是超过天津、汉口、广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港口。反观同期的营口港,“自大连开埠,铁路通行,加以辽河支流梗塞,营口商务不数年间顿形萧索。吉、黑、奉三省物产鹜入大连,牵夺日甚,将来营口势成邱墟现象”。

到了二战后期,营口港的业务几乎完全停滞,盛极一时的“东方贸易良港”满目荒凉,成为了一个死港,一座现代化的商业之都就这样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