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日,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至今下落不明。民间有一种说法,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在武汉新洲区仓埠镇,据说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尽奢华之能事。公馆建成后,徐源泉派出2个连的兵力保护,后人怀疑徐源泉是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

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沉寂了70多年的东陵宝藏历史悬案再度沸沸扬扬,东陵宝藏果真埋在武汉吗?

一、绝世东陵珍宝被盗

清东陵曾经是一块与世隔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自顺治皇帝开始,先后有5位皇帝葬在这片宛若虎踞龙盘、充满王气之地。裕陵是乾隆皇帝的陵寝。它是在清朝国势鼎盛时期修建的,耗银两百多万两,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建筑艺术精湛华美居清陵之冠。

曾经的皇家禁地、埋有无数珍宝的清东陵曾遭此一劫

统治近代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太后慈禧的定东陵,兴建于清末,工程前后耗银227万两,持续14年,直到她死前才完工。慈禧定东陵金碧辉煌,奢华程度,连皇宫紫禁城也难与为匹。清东陵内最重要的部分是封土宝顶下的地宫,那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方。

20世纪20年代的清东陵,经过土匪和军阀的历次劫掠,地面上各座陵寝的陈设珍品所剩无几,剩下的唯有深埋于地下的地宫。这时的一份神秘笔记很可能帮了盗墓者的忙。专家介绍说,据传当时有一份《爱月轩笔记》,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口述,由其侄子李成武执笔记下的。它详细记载了慈禧地宫中陪葬的众多无价之宝:(棺中)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 000粒,估值22.8万两。

仅是慈禧棺椁内的珍宝,价值就有5000万两白银,堪称世界之最。除此之外,据清史记载,仅三大殿所用的叶子金就达4592两以上,内外的彩画共有2400多条金龙,64根柱上都缠绕着半立体铜鎏金的盘龙,内壁的五蝠捧寿、万字不到头图案等雕刻上,也全都筛扫红、黄金,说金碧辉煌绝对是货真价实。梁枋都是用木中上品黄花梨木制成的,据说这种木质坚硬、纹理细密的木料现在已濒绝种,称得上是寸木寸金。此外,清朝极盛时期的乾隆堪称最富有的皇帝。他们的陵寝修建得富丽堂皇,殉葬品也一定极尽奢华。于是,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地宫成了孙殿英的首要目标。

孙殿英,河南永城县人,从小不务正业,勾结了大批的地痞流氓,贩卖毒品,坑蒙拐骗,无所不为。1928年,孙殿英挡不住蒋介石南京政府北伐军的进攻,退到河北遵化一带后立刻投靠了蒋介石,从军阀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驻守在遵化的孙殿英部虽然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却仍然土匪习气不改, 1928年7月4日~10日,孙殿英部到达了清东陵附近,他们借口进行军事演习,把清东陵附近方圆30里封锁起来,几天的时间里,附近的老百姓听到无数次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毫无疑问,陵墓内能拿走的珍宝已被孙殿英洗劫一空。

从清内务府的档案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盗宝之巨。孙殿英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师长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称孙殿英为“东陵大盗”真是名副其实。

二、孙殿英破财免灾

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全国哗然。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

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为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

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东陵盗案不了了之,孙殿英安然无恙。1930年,中原大战时背叛蒋介石,战败,又投向张学良麾下。抗战初期,作战英勇,其后,却投敌成了伪军。抗战结束,被蒋介石收编,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获,因病死于战俘营。观其一生,几经反复,得“东陵大盗”的后世评价。

由于孙殿英“出手大方”,后来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

孙殿英出身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并不讨蒋介石的欢心,他贿赂的渠道就是通过他的上司徐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讲,徐保住了他的小命。由此推断孙殿英大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以报救命之恩。徐得宝后藏在哪里呢?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富丽堂皇的徐公馆。于是,徐公馆中密室藏宝的传言就此传开,久居武汉的人更是对此深信不疑。

三、迷雾重重的徐公馆

新洲距离武汉三镇最近的汉口还有一百多公里,原来叫新洲县,1994年才并入武汉市,成为新洲区。而所谓的仓埠街原来叫仓埠镇,距离新洲还有六十余公里。

徐源泉生在武汉市郊的黄陂区,距离仓埠也颇有一段距离。1931年徐源泉为庆祝母亲70大寿,斥巨资为家人在仓埠修建了徐公馆,并将公馆命名为“退园”。“退园”暗寓引退之意,原因是这段时间里徐源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矛盾颇尖锐,于是萌生了辞官回家的想法,“退园”就是他“退隐山林”的居所。建成后的徐公馆融东西建筑特色于一身,金碧辉煌,美轮美奂,价值70万两白银。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徐源泉并没有“解甲归田”,依旧担任着集团军总司令,所谓的“退园”一直由他的家人居住着,他一直住在位于武昌的小洪山将军楼。

“退园”的命名,除了意味着退隐山林之外,是否还有些携宝出世的意味?

徐公馆解放后一直被该中学使用,而且还曾做过教师宿舍。公馆和学校性质的强烈反差使这座原本充满神秘的建筑物显得更加神秘,令人不禁想知道:堂堂集团军总司令在距市区如此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耗巨资建公馆到底是何用意呢?

文革时,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于是有人猜测清东陵的财宝可能埋藏在此。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红卫兵也在徐公馆地道下挖掘时发现一个砖砌的地洞进口,但洞口冒出大量白烟,因此就用土回填了。这些白烟的确很有可能是危险的。

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副所长胡金豪曾带人对徐公馆进行过维修,但主要是外围的修整,保证公馆楼不倒塌。他领着4个维修工挖开了这个地洞入口,发现洞口冒出大量白烟,洞内有水。4个维修工要求订立生死协议后,才肯下洞探宝,没有被批准。如果徐公馆地洞有清东陵财宝,孙殿英肯定告诉过徐源泉怎样利用甲烷,地洞中就有可能设置了甲烷以防盗。而这些白烟,就可能是人为设置的甲烷。

比起冒白烟的地洞,还有更奇怪的,徐公馆外观雄浑壮丽,里面也装饰得美轮美奂。打开公馆主体楼的大门,立即感到一阵寒气扑面。无论春夏秋冬,公馆室内温度都比室外大概要低5℃。据说玉石是“土冰箱”,可以降室温,能达到降温效果的玉石可不是一点点就行的。问题是,墙壁也不是玉砌的啊。那是为什么呢?地洞冒白烟,尚有推断是甲烷所致,温度差的问题却至今没有合理解释。

密室的设计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994年,为揭开徐公馆的埋宝之谜,胡金豪曾来到过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平方米却空无一物的密室,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然后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着实令人费解。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胡金豪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徐公馆有宝藏之说由来已久,但在2001年被炒到了高潮,起因是,2001年2月中旬,自称是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人出现在武汉新洲仓埠镇,要求考察徐公馆,并多方探访东陵宝藏的下落,“教授”临走时还透露,“徐源泉可能将财宝埋在徐公馆的地底下。” 所以新洲的媒体认为“东陵宝藏”事件再次轰动是因为“西北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到来。但时隔一个月,西北有关高校便否认了曾派出教师去武汉考察。那两个神秘的“教授”是什么来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此事又为徐公馆的藏宝事件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四、各执一词的证人

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和1989年文物补查时,文物专家组曾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却一无所获。1994年9月18日,胡金豪还走访了当时已93岁高龄的徐公馆曾经的女佣袁一全(现已去世),并作了现场笔录。

袁一全回忆说,孙殿英盗了东陵,徐源泉是孙的顶头上司,又帮孙殿英消灾,所以徐也发了财,并且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盖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袁一全提供的另一个线索令人生疑: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过许多人,罪名不清楚,于是有人怀疑被枪决的人是修房的工匠,徐源泉为防止泄露宝藏秘密,必须杀人灭口。

徐公馆外有高墙、内有院落,上下两重,两层楼,中间建有天井,门厅有罗马浮雕立柱,室内有木质雕花转楼——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于一体,为当地最为富丽的一幢建筑物。

胡金豪随后还走访了60多岁的夏名老人,夏家曾与徐公馆相邻。据夏老转述其父亲的说法,1931年6月15日,红军打下仓埠时,号召穷人分富人的财产,夏家因此分得徐公馆的一个明代花瓶。但红军走后,分走的财物又都被徐家要回去了,徐公馆并没有什么损失。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已过古稀之年的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回忆,10岁时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甚至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文革”时,林庚凡老人被批斗,与徐源泉及其家属划清了界线。对于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财宝,林庚凡老人是持肯定态度的。

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现居黄州,据他回忆: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徐源泉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徐源泉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认为父亲没有向其嘱咐财宝的事,因此推断宝藏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段证词也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希望:1948年徐钧武去武汉见其父时,国内的战事基本还处于相持的状态,徐源泉可能没有做好安排财产转移的事情,其飞往台湾时亦轻装便行,也证明其大部分财产还留在了大陆,而最好的财产藏匿处就是精心修建的徐公馆。

经历了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走访后,宝藏之说更加的扑朔迷离,其实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它处?徐源泉到底将清东陵的财宝藏于何处,还是他一直就带在身边?这一切疑团,只有留给时间去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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